区的腹地，是千里闽江源头、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目前已通过省级生态县验收，正在申报国家级生态县。

　　建宁县县委书记林守钦自豪地向记者介绍，建宁不仅实现了山青、水绿、天蓝的目标，还将生态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优势。闽江源头，一个环境优美、经济发展的生态县正在崛起。

　　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地方大造“纯林”，不重视林木种类的多样性和森林抚育的质量。建宁也不例外，在其275.5万亩的土地总面积中，包括生态林、经济林等在内的林地面积曾有224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81.3%，其中四季常青的马尾松、杉木等针叶树种占了很大比例，可谓无处不绿、无时不绿，生态一派大好。

　　然而，2008年初，一场席卷南方多地的雨雪冰冻灾害，给建宁的生态建设带来毁灭性打击。全县15万人中有11.2万人受灾，数十万亩经济林被摧毁，森林覆盖率下降20多个百分点，林业直接损失达到9亿元左右，到处都是“杉木断头、松树折腰、杂木去枝、毛竹弯裂”的惨状。

　　从自然因素看，建宁遭受的损失与当地57年未遇的异常气候有关；但从生态规律和社会规律看，有没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建宁县县长潘闽生说，过去建宁种植了大量的马尾松、杉木等单调的针叶树种，这些林木具有一定的经济性，但根系较浅，保持水土的能力不强，也不如其他阔叶类的树种耐冻，在雨雪冰冻灾害中几乎“全军覆没”。

　　潘闽生表示，从表面上看，种植砍了就能卖钱的马尾松、杉木等，似乎是一种技术路线的选择问题，其实背后还是“木头经济”、“砍树经济”等传统观念的延续，有其历史局限性。

　　如今，建宁在造林更新方面，更加注重优化树种结构，逐步形成了混交林、复层林、异龄林；种植了几十万亩黄花梨、黄桃、无患子（俗称肥皂树）、桂花树等根系深、耐冻的乡土阔叶经济树种，不仅提高了森林生态的多样性、稳定性，也提高了经济收益。

　　“到了秋天，卖掉又香又甜的黄花梨、黄桃等，农民每亩能增收几千元，比砍伐马尾松、杉木每亩仅增收几百元要强得多；香气四溢的桂花和变成金黄色的无患子树等，又能吸引大量游客，带动‘农家乐’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源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翁震说，“好吃好玩”只是经营森林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还在后边。目前他的公司正在发展30万亩无患子种植基地，培育的无患子盛果期长达数十年，将果肉、果核分别加工成天然清洁剂和生物柴油，每亩产值可达2万元。

　　“生态建设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要保护好闽江的这片水源地，关键在于解决好当地的民生问题。实践证明，新的‘果子经济’、‘观赏经济’更具持续性和生命力。”潘闽生说。

　　目前建宁县的果树栽种面积达到了数十万亩。但令人奇怪的是，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35.3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3.8%。

　　建宁县水土办负责人饶建群介绍，由于建宁的温湿条件好，与果树抢养料的杂草长得很疯狂，于是果农采用除草剂或人工割草的办法消灭这些杂草。果树底部的土壤失去了灌草的保护，不仅导致水土流失，也保不住土肥，使果树大幅减产，形成了恶性循环。

　　溪口镇高圳村果农陈文栋有果山300多亩，果山坡度超过25度，由于除净了杂草，地表土壤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流失。后来，在饶建群的建议和指导下，陈文栋在果园的梯壁上套种黄花菜。

　　黄花菜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系发达，不仅能保持水土，还有较好的经济价值。“每年采完黄花梨，就开始采收黄花菜。1亩黄花菜收入有600至800元。”陈文栋介绍，套种黄花菜后，他的黄花梨亩产提高了300公斤，优质果率也从55.6%提高到80%，获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绿源果业有限公司选种黑麦草，收割后作为绿肥；在缓坡上建起了一座养猪场，用猪粪做肥料；还将修剪下的果树枝条用来养蘑菇，构成了“果—草—畜—沼—菌”的循环经济模式。总经理付兴安说，这种林上与林下结合的立体经营模式，可以大幅提高收益。

　　目前，建宁有100多个种果大户采取多种方式留草、保土、保肥，此类果园面积达到了5.2万亩，今后还将向全体果农推广。

　　“要让山区农民致富，靠少得可怜的耕地并不现实，用好丰富的林上与林下资源，这是一条有效途径。”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杨宗群说。

　　建宁位处闽西北山区，交通不便，加上需要保护生态，抑制了传统工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建宁的地方级一般预算收入在全省58个县（市）中排第四十九位，农民人均纯收入排第四十七位。”林守钦说，面对这样的差距，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只有把生态这个最大优势保护好、发挥好，做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其主要途径就是发展优质生态绿色农业、生态休闲旅游业、生态工贸产业等。

　　2012年，建宁县的GDP为59亿元，财政收入只有2.7亿元，可用于推动生态产业发展的公共资金极少。而且为了保护好生态，近年来，建宁在招商引资中拒绝了28家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淘汰了7家污染企业和11条落后生产线，做出了很大牺牲。

　　林守钦表示，要“孵化”生态产业，单靠建宁的财税收入或农民自己的投入并不现实，这就需要跨流域、跨区域的生态补偿。

　　“但是，目前这种生态补偿方式更像是生态救济，数量既少又零碎；而且方法也不对，是授之以鱼而不是授之以渔，起不了太大作用。”杨宗群认为，生态补偿不是搞施舍，也不是养懒汉，应该以构建当地完整的生态产业体系作为补偿标准和目的。

　　濉溪镇高峰村是一个生态移民村，有170户、821人，村民都是在当地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从海拔上千米的高山上搬迁下来的。“搬迁时，按照每亩林地补偿15元的标准，户均一次性给予了250元左右的补偿。实际上，种植1亩马尾松或杉木的年收入就能达到250元左右。这种生态补偿只是杯水车薪。”高峰村党支部书记黄林春说，现在村里人均耕地只有0.6亩，产的粮食仅够口粮。虽然村民通过多种方式从保护区开发的旅游业中获得了收益，但人均年收入也只有5000多元，仍然大幅低于周边农民近9000元的人均年收入。

　　高峰村村民林贵龙说，树不让砍、田种不成、果树种不了，在景区打工收入也不高。“搞林下种植、养殖至少得投入3万元，搞‘农家乐’至少得投入20万元，这些钱从哪里来？”

　　当地像林贵龙这样的生态移民还有2万多人，如果依托旅游业搞“农家乐”，还要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这些不是农民能够承担的。

　　杨宗群表示，从本质上说，生态产业具有公益性和经济性两种属性，其中的公益性应该由全社会来承担，而不应该让当地农民来承担，实际上农民也无法承担。因此，生态补偿应该具备“造血”功能，不仅要补农民，也要补生态产业，由此带来的将是巨大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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