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多元与骤变使得文化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依附于文化生态环境的民俗舞蹈也随之发生着功能与形式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都具有不可逆性。 本文从文化生态视角对闽西客家民俗舞蹈的现状进行分析与思考,旨在关注闽西客家民系在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来的文化个性。

　　闽西是地理区位的名称,古指八闽最西端的州郡——汀州,今指福建最西边——龙岩及三明两地市的部分辖区。 闽西是福建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通常与粤东、赣南、闽西并称客家金三角。 闽西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客家先民都把闽西作为告别中原文化旅程的终点和成为客家人的起点,闽西由此成为播迁至海内外亿万客家人敬仰的“客家祖地”“客家摇篮”,而千年汀州府所在地长汀因此被尊称为“客家首府”,汀江被尊称为“客家母亲河”。 闽西是客家文化形成发展传播的原乡故土。 在这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区内,自唐宋以来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方言、民俗、宗族、民间艺术、民间信仰等客家文化,是闽粤赣边客家文化生态的核心区。

　　闽西客家在家族制度、婚丧喜庆、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以中原汉人风俗为基础,吸收融合多处迁移地和闽西土著的习俗,形成了独特的风俗面貌。 独特的族群构成与区域环境造就着客家人,时令节俗异常丰富,这也为客家民俗舞蹈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因此闽西客家民俗舞蹈形式多样、形态各异、风格质朴,深受闽西人民的喜欢。 面对当今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巨大变迁,闽西客家民俗舞蹈也在震颤中曲折前行。

　　二、文化生态变迁中的闽西客家民俗舞蹈的现状 (一)部分客家民俗舞蹈消亡以及濒临消亡

　　通过查看1996 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2006 年出版的中华舞蹈志(福建卷)中的记载以及福建师范大学习英所写的《福建六大民系舞蹈分布初探》一文中的收录,相当部分的客家民俗舞蹈只闻其名不见其形,比如,曾流行于闽西的法事舞蹈“香花和尚舞”,现在闽西已经难觅会跳此舞的人了,还有“碟子舞”“打钹舞”等已经在闽西多年未见了。 另外一些表演性较强特别是融合武术、杂技等的舞蹈随着会跳此舞的艺人老去而濒临消亡,如“藤牌舞” “高跷扑蝶” “顶幡”等。

　　客家话“灯”与“丁”谐音,节庆表演灯舞意味着添丁,承载着客家人希望家族新旺的美好愿望,因此,客家地区盛行各种“灯舞”。 例如,桥板灯、马灯、花灯、八仙灯、鱼灯等,从表演内容上有宗族祭祀灯舞、娱神、自娱的,造型有动物模仿、神话人物、生活场景等,表演形式有高棚灯、低棚灯等,材料有竹、木、纸、布、麻等,具有强烈的地缘特点与宗族观念。 如今随着交通的发展,区域间交流逐渐频繁,在花灯的表演上也逐渐出现同质化趋势,例如,有些花灯本来是具有综合性艺术特点的,集灯、舞、歌一体,现在慢慢的歌已没人唱了,舞也经常省略或简化。 加上工业制造业的现代化发展,很多传统工艺制作的手工花灯已经渐渐被流水线生产的现代工艺灯所代替,导致各家各地展示出来的花灯大同小异。 这种同质化也在闽西各地的舞龙上有所体现,原本各地民众每年自己动手制作龙灯,但现在能够手工制作龙灯的艺人不多了,各地舞龙队只能到会制作龙灯的工厂去定做,这样出来的龙形象地域差别就基本消失。 同质化意味着无特色无差异,这对于多样性文化的传承是非常不利的。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过,总之,凡是我们用的东西如果被认为是美的和善的那都是从同一个观点——它们的功用去看。[1]民俗艺术被创造、应用、传承的历史时期,它们形式与内涵的演进,以及盛衰存废的变化,也都由功能所牵动。 功能是民俗艺术消长的决定因素,也是民俗艺术创造的动力[2]。 民俗舞蹈依附的民俗文化土壤发生变化,民俗舞蹈的功能也相应发生变化。 如前文提到的部分法事类舞蹈因国家推行文明丧葬而失去其原生功能而逐渐消失。 另有部分依托于宗教仪式的民俗舞蹈,也因“移风易俗”失去表演场域与空间,而逐渐向其“衍生功能”演进,如娱神类民俗舞蹈衍化为具有娱人功能的香花舞、傩舞。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非遗政策的实施,以及客家文化(闽西)生态试验保护区的建立,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积极引导下,闽西民俗舞蹈活动群众的参与程度与参与热情都有明显提高,但年轻人参与程度还是比较低。 如2018 年农历正月初九笔者在长汀县大同镇罗坊村实地观看该地民俗大巡游,只见踩街队伍中有七彩旱船、腰鼓队、采茶灯表演、九连环舞蹈、扮相游街、还有舞龙等,队伍浩浩荡荡,甚为喜庆热闹,但是踩街表演队伍中满眼望去所见之处基本是以老年人为主,甚至是一些需要体力的抬“罗公”(元朝抗倭名将罗良)巡游、舞龙等,也几乎难觅年轻人身影。 “那是老人家玩的东西”,笔者随机访问在观看表演的本村年轻人,“再说我们也没有时间,平常都在外面做工”,另一个年轻人补了一句。 年轻人参与程度低这种现象在闽西民俗舞蹈中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对传统民俗舞蹈的传承尤为不利。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土地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一部分农民转向工业化都市谋生,导致传统村落人口流失严重,甚至出现空村现象,加上新农村建设,相当部分的客家人从聚族而居的土楼、围屋搬入了楼房,改变了原有的聚落居住方式。 随着传统村落的没落,民俗舞蹈所依托的家族仪式逐渐式微,使得表演场域与表演空间缺失,也使得表演的主体——“人”缺失。

　　旧时,闽西客家地区的节俗时令非常丰富。 据不完全统计,一年中大大小小岁俗节令35 个之多。比如,二月十五花朝节、三月三乌饭节、六月六姑爷节等等。 但随着生产方式与居住方式的改变,致使原来的春播秋收冬闲的习惯被改变,而民俗节日往往是伴随着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而逐渐形成的,以前依靠族群约定俗成的民俗活动也因此逐渐弱化甚至消亡,再加上如今年轻人推崇过西方的节日,节俗时令的淡化对于依托于其的民俗舞蹈来说将失去生存的土壤,逐渐枯竭。

　　满足客家民系的界定主要是依据四个特征,即有脉络清楚的客家先民、有特定的地域条件、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和有独特的客家文化,这四个特征缺一不可。[3]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封闭社会被快速的城市化瓦解,传承客家语的传统法则也在信息时代逐渐被抛弃,客语也因此成为世界上衰落最快的语言之一。 海德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不会说客家话,对族群的归属感也变得淡漠。 好多非纯客属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客家人,不了解客家的族群历史与文化,对客家民俗舞蹈也是知之甚少。 族群界限模糊,就难以产生传承本族群文化的自觉性。

　　客家民俗舞蹈在客家民俗艺术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远不及客家其他艺术,如客家山歌、客家建筑、客家工艺美术等,并且在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大家族中还是缺乏自己的显著特质,缺乏具有代表性的本民系所独有的、显著的舞蹈语汇与动作风格,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和辐射范围的代表性民间舞蹈形式,因此也缺乏向衍生态民间舞蹈(现代剧场艺术舞蹈)转化的典型素材。 另外,闽西客家民系民俗舞蹈的“立意”不高,大部分民俗舞蹈只是简单的生活场景的模仿与再现,没有艺术的提炼与升华,并且在现代多元娱乐方式的冲击下,年轻人对此并不感兴趣,因此传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人”的因素。

　　四、对闽西客家民俗舞蹈现状的当下思考 (一)按照不同功能进行归位,多渠道发展

　　对于宗教祭祀类民俗舞蹈,我们要让其在原生地以本真姿态留存,不作过多干预；对于节庆习俗类(主要以游艺踩街类舞蹈为主),由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牵头出文保护当地节俗,并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汇演、节日庆典等,让节气习俗类民间舞蹈有展示的平台；对于宗教祭祀色彩不浓,舞蹈语言较为丰富的民俗舞蹈加以提炼整合,对其舞蹈动作、音乐形式、服饰道具进行整体的提炼再塑。 例如“采茶灯”虽然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影响力却有限,我们需要借助多渠道就发展它。 第一,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的介入,让闽西客家地区的孩子能够真正接触到本民系的传统舞蹈,达到采茶灯的普及；第二,通过文化部门介入,如把采茶灯通过广场舞形式进行群众舞蹈推广；第三,通过舞蹈专业团体介入,使之能够实现剧场化的艺术再造,达到采茶灯艺术的提升,从而扩大其知名度与影响力。当然闽西客家民俗舞蹈也可结合旅游从整体整合出发去进行新的展示,比如,参照张艺谋的“印象”系列结合生态旅游进行实景演出,学习杨丽萍的“原生态”系列歌舞剧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孕育一方文化。 艺术的民族特色和区域风格乃是民间舞蹈艺术的立身之本,是民间舞蹈各个属性中最具永恒性和根本性的特征,必定伴随民间舞蹈的发生和发展[4]。 我们要保护的是闽西这个独特地域条件下衍生出的舞蹈形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加强客家传统舞蹈中文化内涵的提炼,这个文化内涵这也是海内外千千万万客家人能够认同的根基,更是客家传统民俗舞蹈能够生生不息传承下去的内在动因。 客家传统民俗舞蹈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比如,宁化“竹马灯”,其表演的动作和空间运动均有连绵不断的圆弧形态,均体现了汉族客家人民是在远古劳动生活中体会到太阳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性以及模仿太极图阵和运动的思维模式,在表演形态上多“左右对称”和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这些均是汉族客家人以身体的运动和心想口唱的实践来呈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哲学思维的自觉感应[5]。 因此,我们强调突出地域文化特色,避免同质化,同时从舞蹈文化内涵出发进行整合,以唤起客家乡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本族群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这样客家传统民俗舞蹈才能生生不息传承下去。

　　文化生态的变迁既然无法阻止,我们就要寻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态平衡与再造。 传统民俗舞蹈若想得以传承和保存,就需要适应变化的文化生态,具体可以借鉴泉州地区民间舞蹈“拍胸舞”。“拍胸舞”也称“打七响”“乞丐舞”,是具有古闽越族遗风的闽南传统舞蹈,旧时只在民俗节日或庙会中出现,而在民俗活动日渐消退以及人们审美要求不断发展的今天,却依然在闽南民间发展得如火如荼。 究其原因在于其舞蹈形态以及表演功能上的演变：首先,舞蹈形态由单一的在胸、肘、腿、掌进行拍打演变成以横晃动律为主线,配以八字步和加令跳步等一整套拍胸舞套路,人数也由一两个人的随性起舞演变成多人表演。 同时,加入更多的音乐伴奏形式,都极大满足了参与者与观赏者的审美体验；其次,表演功能也由原来的祭祀、乞讨功能演变为由地方政府与各地方文化部门共同牵头举办的各种文艺踩街、节日庆典、迎神赛会以及各式各样的商贸与文化交流活动,营造了传统民间舞蹈新的生存环境[6]。 从“拍胸舞”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民俗舞蹈要对文化变迁后的文化生态进行了适应与再造,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说过,当今是地区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相辅相成的双文化时代。 虽然我们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很多文化出现了被削弱、同化乃至异化。 但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D·史密斯所言：“即使存在一种全球性文化,那是一种不与特定时间或空间相联系,没有民族根源与民族裔的文化,但它们都不会取代民族文化。”因此我们要正视客家民俗舞蹈面临的现状与困境,进行反思以寻求更好的解困之道。 同时也不要悲观地认为传统民俗舞蹈就一定会被同化被取代被消失。 我们需要有发展的眼光同时也要有传承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觉,继续关注闽西客家民俗舞蹈,关注汉民族这一独特支系在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来的文化个性。

　　[1]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 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

　　[3] 林开钦.客家简明读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9.

　　[5] 黄明珠.世界客属祭祖大典背景下的民间舞蹈新生性——以宁化民间舞蹈为个案[J].民族艺术研究,2014(6)：43.

　　[6] 吴红叶.基于文化生态视角的地方民间舞蹈传承探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4(6)：19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 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闽西北‘傩仪’之舞蹈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J2017B086。返回搜狐，查看更多